唔識奧巴馬都要知道佢曾經的選舉幕僚有呢位香港人！Preface創辦人Tommie Lo

「以往有很多積累而成今天的我們！

我們是一間科技的教育公司，教人關於科技的語言。

90年代及20世紀初，很多人學習日文，要同日本人做生意，需要用日語溝通。但來到2021年，我們有很多機器，而機器的語言就是programming language，我們就是在教人跟機器溝通。」

「大學時不是讀程式的，我在美國UCLA讀的是經濟，因為一次的義工活動，去國內探訪孤兒，而當時因為一孩政策，孤兒通常是兩種人，分別是殘障及女生，當時覺得如果要改變世界必須由政策入手，於是想做經濟學教授，為此我需要讀經濟學博士，而因此需要讀數學。我的數學是很差的，在香港會考是E，當時要重新再讀數學，好難，但最後我是經濟及數學好好成績畢業。

這次由數學差變成成績優異的經驗，我發現原來世界是沒有前設的，我只是落入了香港的教育制度，預設了太多關卡；而且也沒有甚麼是學不到的。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後來JP Morgan找我，人工很高，所以去了工作；遇到金融海嘯，氣氛很壞，我就在07/08年去了做奧巴馬選舉幕僚，用數學及經濟的知識來計算energy policy裡的選票走勢，那次是第一次用數學及程式來預測票數，當時沒有人鬧，至2017年就有Cambridge Analytica出現，做一樣的事情。選完後，因為我無白卡所以沒有跟他入白宮，當時就留在political consultant的公司。

後來，覺得是時候回去讀博士，我就去了英國讀書，當時的啟發點是，原來程式可以有用選舉，可以有咁多應用。」

「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博士，當時學校已經給我一些teaching assistant的教務，但我還想在倫敦要找part time賺多點錢，去了做茶餐廳茶水，當時就有很多人會來問功課，後來就開始又人出價叫我幫去補習。轉眼學生人數轉眼就變得很多，價錢也愈來愈高，最後去到了150-200英鎊一個小時，當時我一日做10小時。甚至很多人找我做槍手做功課。當時我教全科，不同科目的功課我都做，我相信無甚麼不能學懂，所以會先自己讀一個星期，然後才開始教學，我有很多computer science的知識是這樣學回來的。

2000-3000字的paper我收1英鎊一個字，找我的通常都是mid-term成績不好，final一定要某個grade才可以過關。所以我會因應要求要做功課，但如果要求B-但我取了A，只要多於要求的2個grade我是refund的。其實是很有準則的，寫得不錯但缺乏例子就A-，如果再加上文法不夠好，以及欠缺數據，就會是B-。」

「我做startup的錢其實是這樣賺回來的，當時倫敦搭車上Manchester，朝9晚9的教，5點就去的火車，教到9點搭最後一班火車。當時我去到5月就不幫人補習的了，因為我要考試，而我研究的課題是政治經濟，其中一個研究是中產階級如何出現。

後來，向當時大學申請暫時停學，回香港成立了第一個startup --- Prologue。

當時因為資源所限，我的目標只是要針對香港的補習名師，希望建立一個可以隨時隨地補習的制度。當時我成立了一個類似Udemy的平台，主要集中在香港補習。我們都知道在香港的大型補習公司上課，學生並不會見到導師真人，只會在課室裡面看預先準備好的片段。既然如此，為何不能在自己的電話、平板電腦隨時隨地觀看呢？於是當時我創立個網上平台，亦設有錄影室每天不停拍片，內容包括中、英、數、 通識，然後擺上網上教學平台。當時18個月內平均每個月有3萬位客戶，而遵理現代等大型補習公司成立超過20年，平均5萬位客戶。所以很快兩間公司就約我見面，直接表示想買我公司的51%。出價3千萬，而作為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這個數目的確非常吸引，自己也可以回到倫敦也可以再繼續進修。當時商討最多的是現代教育，他們還提出讓我擔任首席運營官的位置。在收購訪問前一晚我未能入眠，開始認真思考，覺得放下外國的所有回港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了最後被人收購；另外合約裡面亦有一個條款，指明這份合約一簽要簽五年。我覺得這五年太貴，覺得我不夠信任這間公司，自己沒有可能會留到五年，甚至一年也太多，所以最後決定不賣。而第二日當我跟另外兩位合夥人說不賣，他們非常生氣，但因為我是大股東所以我是可以做決定的。」

「我不相信補習，一來市場太小；二來是我覺得補習是一件並不值得自豪的職業，我根本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補習老師。我覺得教育不可以這樣，因為這個項目我接觸到補習社老闆、校長、老師，香港教育的問題核心是沒有熱誠。最後我帶住剩下沒有退出的團隊，機緣巧合下接了Google日本的一個叫Speaking Textbook的項目。同學可以根據書本內容、頁數去看教學，每頁都可以聽明為止。當時這個計劃已經得到Google Start Up Award，一個月已經有1萬個客。當以為可以平步青雲的時候，就收到有書本出版社控告我們公司侵權，當時處於兩難的矛盾狀態。最後結果是勝仗，但此時令我覺得這種程式語言將會比英文更普及化，我一直期望衝出香港，而做文憑試教育係永遠不能衝出到香港。

當時日本Google派了一份項目給我，我因此而認識了一些在東京的AI Programmer，當中有很多外國人從倫敦搬了到東京生活。2016年第一次認識了『Digital Nomad』，就是用來形容這群外國人，其後他們教授了很多有關AI的知識給我，如是者，我認為AI將會是大趨勢。因此後期我們團隊亦有去MIT（麻省理工學院）再進修AI，回到香港才真正展開我們現在進行的計劃。」

「我們認為應該要教語言，但並不要像補習一樣，希望可以一對一老師對學生，透過網上平台將課室中央化，而且一對一教學可以將本來全部統一標準的教學材料變成為學生度身訂造的筆記。應用昔日在MIT學到的AI知識，成功在系統建立了一個recommender system，呢個系統根據學生的偏好整合不同的知識點（Knowledge Point），每個學生和老師在每課都要就該課的知識點作評價。即使不能賺錢，也能賺到學生的回應並增加我們知識點的數據庫。以病人為例，每一個病人的病歷都放在database，由人工智能作評分，必定能夠對症下藥。我們無用任何政策去改變教育世界，但我希望可以在五年後，因為教育平台Preface AI而改變教育世界，透過人工智能，人們隨時隨地，甚麼都可以學習。」

「我從來都不相信人工智能，因為人並不是這樣。正如同行Coursera，全世界只有4%Coursera的人購買課程後有完成整個課程。

人的溫度是Preface重點，今時今日Preface並非最虛擬的課室，但我們是行業中o2o營銷模式做得最好的公司，真正現實、虛擬與網上三者配合。假設我是行政總裁，我第1-3課可以在香港上，第4課要到東京公幹都可以配合到當地老師一起在咖啡店聊天，最後第5堂可以在疫情隔離下都可以zoom上課。所以我們租地方從不是為建立班房，而是致力將教育變成日常。」

「我認為是社會上的生活品味。你很難跟只注重中、英、數的家長明白辯論編程的重要性；有些東西你明就明，品味是一種生活品味。日前有一位教授問我，如果某一天你現在的工作被內地大型財團抄襲，他們有比你更多的技術和再大的人際網絡，比你更快，那那麼你還有甚麼可以做到？根本這是香港人的問題。我覺得不只是香港，甚至是歐洲，面對美國、中國的崛起，他們都非常乏力，他們是沒有科技可言。但有甚麼歐洲是不會被取締？名牌手袋。那些牌子，Hermès、Chanel，中國如何崛起都不會崛到一間名牌皮革品牌。我覺得重點是法國人、意大利人的生活品味，他們能夠做到這樣東西，所以我覺得香港如果要做這個品牌，我認為是贏了品牌、贏了品味、贏了視覺。所面對的挑戰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品味。我還記得2017年的時候已經有第一位投資者純碎因為我這個想法，已經相信我，有六百萬股值，最終我們不歡而散，單純因為我開了一間咖啡店，因為他要我跟隨當是坊間一些編程學校。」

「其中一個實在的是希望公司有所成長。香港並非最厲害，但最好的優勢是聯繫，香港連中國，中國連接外地。我們希望把方程式宣揚到全世界。倫敦與東京已經在進行中，希望下年可以在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複製這種特別的教學模式。其二，我們希望可以教育數字化轉型。其實坊間每間公司都應該要學懂如何使用數據，我們希望可以向企業提供數據訓練，教他們如何使用數據應用在生意上。假設Google Map API，不是每一間商店都懂得使用這些數據，如果有數據，我可以推測到每日4點鐘有幾多男女在商店出現，只要佢地有用過data，我們可以提供educational consultation，去教佢地使用數據。我們有沒有遺背初衷呢？沒有，我們還是在教育。比如咖啡店，我們可以通過foodpanda及deliveroo的數據，教店鋪如何使用數據而知道自己的售價，然後也可以因此推測原來下班時間是男顧客比女顧客多，因此可以推出相應的食物來給他們。這個項目是跟政府合作的，我們希望過2-3年，香港的店鋪都會懂得用數據來昨決定，可以與外地相比，這個社會就完全upgrade了，這是我們明年很大的計畫。」

「倫敦與東京在地域上跟香港很相似，因為很多都是金融都市，金融出身的人再叻都未必懂得programing，我們故意找跟香港相似的城市；希望將香港的成功帶到全世界。浪漫地想，如果成功就是最代表到下一個generation的成功企業。」